以“千”为始再奋发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社会已进入以数据为原材料的信息时代。

这样，从1982年12月4日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都行使着国家立法权。以这个宪法草案初稿为基础经过修改后的宪法草案，在1954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了两个多月，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

第六，全民讨论可以发挥我国的重要的民主传统即协商的作用。第二，全民讨论的时间长达几个月，使公民有充分时间了解和思考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改草案的内容，有充分时间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这比不进行讨论而只单纯投票表示赞同与否，更切合实际，也便利于公民更好地提出修改意见。进入专题： 制宪权 。第四，全民讨论可以兼顾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意见，比较灵活。如能得到公民投票总数的过半数和各州的过半数同意，新宪法即被通过生效。

如果赞成，联邦议会应按照公民提出的原则拟定修改草案，或者将公民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公民和各州复决。然后把这些签名纸送交联邦秘书处，统计签署人数，公布签署结果。（三）推进中国宪法监督建设 宣告自身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作为一部法律的重要特点。

1982年宪法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既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既不能以西方宪法为参照系试图彻底改变中国宪法，也不能对西方立宪主义采取不加分析的拒斥态度。1982年宪法包含着对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既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宪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探索符合中国特点、契应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道路的重要成果和法制保障。国家机关设立党组，全面履行领导职责。

约法本身还不是正式宪法。二是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临时约法。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将中央和地方列为第五方面的关系，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并认为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好好研究讨论。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专门设置了第十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和第十一章地方制度，用了较多条文作了规定。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二）中国宪法道路探索的三个阶段七个时期 1.清末阶段 在清末这一阶段颁布的宪制性文件，有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和1911年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1911年《临时约法》的起草者力图在中国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发展政党政治。（五）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体系 1954年宪法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共四章，确立了此后历部宪法的基本结构。孙中山针对中国长期在皇权统治下的政治文化作了思考，将人民与政府关系比喻为皇帝阿斗与丞相诸葛亮，进而提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权治权理论：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才能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甚至到了亡国灭种境地。

2004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保障体系。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里指出，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制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

毛泽东就曾评价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与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201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从世界范围看，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古老帝国的转型都是以分裂成若干民族国家为结局的。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有总任务的提法。中国政党的成立却不同。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后，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负责落实。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下运作的。这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在清末的两个宪制性文件，可能还顾不上思考中央与地方这一重大问题。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僵化的。

1982年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法制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和法制表现。（四）政党与政权的关系 西方政党最早是议会不同政治派别在议员定期选举中产生的。

它是中国制宪以来实施最久、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宪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宪法的实施创造了真正的条件。

这就理顺了宪法上人民权利和国家机构的关系，能较充分体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性质。这不仅是因为《清帝退位诏书》未钤盖正式和具官方法律效力的清朝二十五方玉玺，仅盖用隆裕太后的法天大道私人闲章，而且《清帝退位诏书》本身是建立在君主主权原则下，与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上的《临时约法》背道而驰，两者存在着制宪权上的根本断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从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中国宪法自清末以来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前途的经验总结和必然结果。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在中国最早运用阶级论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并主张无产阶级民主。

这一阶段的宪法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共战局的演变，194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等国家机关中止法律执行、限制人民政治权利等紧急处分和戒严等更为广泛的权力。

1949年《共同纲领》第1条规定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宪法和宪制性法律主要是按照孙中山建国三时期和五权宪法等理论设计和起草的。

（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是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延伸，也是相对独立并更为抽象的宪法学核心问题。在民主集中制下，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国家机关不享有与其平起平坐的地位。

推进中国宪法监督建设，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建构实现正义 关乎权力、权利、受益、负担有效分配的统一规则，进一步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程序和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确保宪法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法律权威。1920年至1924年间，部分省份掀起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坚定中国宪法文化自信，还必须树立宪法信仰，尊重中国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这些草案讨论了领土、实行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总统选举、修宪程序、两院关系等等宪法上的关键条款，对宪法观念的普及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法制度起了先锋作用。

领导这两个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

他说，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为了探索中国前途和中国道路，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制定了多部宪法。

二、探索中国宪法道路的五个核心问题 （一）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宪法上的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最为根本的首要问题是采用君主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原则。此后制定的中华民国历部约法、宪法都有这一主权表述。